李一氓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文化人。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白色恐怖……他经受了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央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四军组建、皖南事变……他也一一亲历。同时，他又是党内少有的多才多艺的大知识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一氓主要从事外事工作，于1975年—1981年在中联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我从1960年6月就到中联部工作，听过他讲话，看过他写的文章，陪同他会见过外宾。但由于年龄和职务关系，接触并不多。我在担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干事期间，经常听到中联部领导和一些老同志讲述李一氓的不平凡革命经历。特别是1993年我到交协任总干事后的几年时间内，经常听当时交协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谈起一氓同志（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李一氓）。

白色恐怖下“两次脱险”

李一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转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的一位堂兄当时在四川当混成旅旅长，比较有钱。他写信给这位堂兄说，他在上海要租房、付学费和伙食费，开销很大，希望得到接济。他用这位堂兄给的钱租了房子，作为党的地下活动同志的联络点。中央还给李一氓1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福特车，坐这辆车传递消息和文件不会引起敌人怀疑，有时还可以在车上开个会。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的。开会之前，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假扮开会房子的主人。赵毅敏假扮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假扮李一氓的妹妹，再加上李一氓的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作为掩护，使这次会议顺利召开。赵毅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而李一超便是后来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牺牲了的鼎鼎大名的赵一曼。

白色恐怖之下，李一氓有两次被敌人搜捕的经历，都由于周恩来亲自指挥，安全脱险。

第一次是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前夕，李一氓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宣传科科长。李一氓于1927年4月初抵上海，先向在上海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报告了总政治部在上海的行动安排。4月6日下午，周恩来在工人纠察队队部（当时的湖州会馆）召集到沪各军全体中共党员开会。开会中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我们的同志匆匆跑来报告，发现前敌总指挥部有个可疑行动，派出一个连四辆汽车，全副武装，可能要抓捕什么人。周恩来听后默想了一会儿，判断说：可能是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在你那里。他说“你”的时候手指着李一氓。临散会时，周恩来又重复对李一氓说：“你回去小心点。”参加会议的总政治部同志十几个人分四批向总政治部办公楼走去，快到大门前，走在前面的同志发现大楼已有异常现象，于是大家立即分头转移到租界。第二天《申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总政治部昨日被封”。后来得知，是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捉拿总政治部的共产党员，首先是李一氓。

第二次是1928年8月期间。李一氓当时租借了静安寺路一座三层楼房的二层和三层，他自己住三楼，二楼给来往上海的同志住，后来让给一位叫柯麟的大夫住，他也是我们的同志。彭湃、杨殷等从广东来上海都曾去过柯麟在北四川路的诊所。随彭湃等一起去过的有个叫白鑫的人，此人是黄埔一期学生，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受彭湃领导，后来出卖了彭湃、杨殷，当了叛徒。忽然有一天，白鑫打电话给柯麟，说要到他家里去找他。柯麟从北四川路跑回静安寺路找李一氓商量，李一氓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当晚李一氓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50块钱，要李一氓立刻搬家。李一氓又逃过一劫。

亲历“伍豪事件”

在上海，李一氓还亲历了国民党诬陷周恩来的所谓“伍豪”事件。

1931年9月底，李一氓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由北平返回上海工作。1932年2月16日—21日，上海《时报》《申报》《时事新报》分别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周恩来用过伍豪的名字，这则启事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

李一氓知道，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启事肯定是国民党伪造出来的。李一氓觉得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于是他同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一起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推说不便出面，建议请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启事。这则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称用过伍豪做别名，但绝无上则启事中所说之事，系有不法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是别有用心的。李一氓他们为这则启事花了一百两银子，但达到了目的。

“文革”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1968年，毛泽东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协调郭沫若同鲁迅的关系

1928年初，李一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加入了以郭沫若为首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后和潘汉年、阳翰笙等一起在创造社里成立了党小组。

李一氓同郭沫若有深厚的友情，他们是四川同乡。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们两人都在上海，当时上海各人民团体为支援五卅运动而组织起来，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李一氓和郭沫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识的。他们后来又都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二人随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之后，两人又先后回到上海，郭沫若通过李一氓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李一氓还曾陪同周恩来到郭家中商定郭出走的安排。

当时，从日本回国的一些参加创造社的同志编辑了一本《文化批判》杂志，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人发表文章，就“革命文学”同鲁迅进行论战。鲁迅感觉这些文章并未击中中国社会的要害，并未真正懂得艺术与革命的关系。于是鲁迅著文反击。论争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李一氓认为，创造社这些年轻人是满怀革命热情参加革命文学工作的。同时李一氓也认为，这些同志忽略了鲁迅杂文的精粹所在，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在于他站在中国劳动人民一边，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贡献了他的智慧。成仿吾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首先是通过鲁迅才跟上海的党接上关系的，而鲁迅同瞿秋白的密切关系也是大家熟悉的。

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李一氓利用这一时机，代表郭沫若亲自将此书赠送给鲁迅，鲁迅表示了感谢和高兴。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联合，共同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参加“左联”的包括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成员，还有鲁迅周围的人。李一氓和“左联”同志经常去内山书店找鲁迅，有什么事都同他商量，鲁迅还请他们吃了几次便饭。后来，“左联”发起为鲁迅50岁生日祝寿活动。

文化情缘陪伴他的一生

李一氓文化造诣十分深厚，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精通诗词、戏曲、版画、碑帖，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西方文学方面颇具功底，书法独具一格。他在丰富多彩的经历中，总是把革命工作同文化探求融在一起，相辅相成。

长征途中，李一氓写有《长征日记》，可惜遗失了。后来，他依据在长征路上的原始资料，写就长征回忆。这个回忆，读起来真是一部精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他写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战斗经历、沿途风土人情以及细致生活细节，描述得如此生动具体。仅举几例。在会理的战斗中，他写道：“灼热的太阳下山了，从它的对面升起一弯明月，几点星光，就是这样的星月黄昏，也不能带来幽静的氛围。”战斗打响了，敌人“炮弹飞来飞去，弹道的红光划破了夜空，增浓了夜间战斗的紧张空气”。敌人败下阵来，“成千的人嚷成一片，真像汪洋大海中一只沉没的轮船，无希望地向天呼救”。战斗结束，“一路走向宿营地，一路回头望望，已是耿耿星河欲曙天了”。到了安顺场，他写了《安顺场怀古》，对古书中所写的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表示质疑，但无奈，“今天所能看见的，只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欲从田夫野叟，一寻翼王遗踪，以供凭吊，哪里是！”

在苏北淮海地区，李一氓考虑到当时当地老百姓和部队文化生活单调，动议组织一个京剧团。他物色了一位导演及几位票友，并派人到北平、天津买了“行头”，演出了京剧传统折子戏。但几天之后，有人向华中局告了李一氓一状，罪名是不艰苦奋斗，买行头唱旧戏。李一氓回忆道：“骑虎之势已成，总得想个办法对付过去。千幸万幸，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由延安广播，敌后无参考书可得，就凭这篇文章内容，我闷声不响，连人物和故事情节，敷衍成一出京剧脚本，定名《九宫山》。”排练演出后十分成功，并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去演出。

文人必有名士风度。李一氓交友甚广，特别是文化界人士。1983年，李一氓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声誉，邀请著名画家白雪石、黄胄、田世光、蔡若虹、黄永玉等17位，到中联部万寿宾馆作画6个月。李一氓经常同他们畅意交流，谈天说地，从国际形势到作画构思，使大家心情十分舒畅。他还邀请书法家启功、著名电影导演、京剧艺术家等来参加畅谈。这在当时成为文化界美谈。

李一氓对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整理古籍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要求，并提出过具体设想。1981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随后，国务院决定组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学识渊博，博古通今，陈云推荐他任组长。李一氓主持这项工作，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开拓了我国古籍整理的新局面。

李一氓还是收藏大家。他收藏有数千件古书籍、绘画、书法、拓本、古墨、古董、印章、砚台等，范围十分广泛，为当代所罕见。这些藏品大多是由于他的喜好和眼光，在战乱时期节衣缩食收集积累起来。他在国外工作期间也收了一些藏品，光收集的词书就达2300多册。他生前将1500多册词书珍本、善本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将文物字画300余件赠送给故宫博物院。还有许多收藏品，尽其所有，捐赠给了首都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和四川博物馆。

来源：《纵横》2016年第7期，文字有删节。作者吴兴唐，曾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新闻局局长和新闻发言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干事等职。